被考古学家称为北京故宫“前世”的文化瑰宝，曾被湮没600年 凤阳明中都：考古发现与保护利用“三部曲”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安徽凤阳，古为淮夷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为钟离古国，隋唐设濠州，明初为临濠，因地处凤凰山之南，洪武二年被朱元璋赐名“凤阳”，取“丹凤朝阳”之意，沿用至今。

傍晚时分，位于凤阳县城正中的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游人早已散去。目之所及，除了葱郁的草、繁盛的花，还有土方坑里挥汗如雨的人。考古队员正在对明中都前朝宫殿区的西北角区域进行发掘。

沿着皇故城城墙行走，彼时，人们能看见的只有断壁残垣，那段历史却从来只存在于坊间传说中。而今，重见天日的白玉石雕、巨型石础静静地躺在土方坑里，向世人展示着一个真实存在过的都城。

明中都是明初第一座按照京师之制建造的都城，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完备宫殿的蓝本，更被考古学家称为北京故宫的“前世”，但由于种种原因建而被弃，历史文献鲜有记载。

2022年3月，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入选，一个湮没于历史长河600年之久的明代都城再次被聚焦。

抖落尘埃

600多年前的淮河南岸，一座宏伟的都城正在紧张营建。“中都丰镐遗，宫阙两京陟。千里廓王畿，八屯拱宸极。”这首诗正是明中都当年盛况的写照。

洪武二年(1369年)，全国甫定，朱元璋诏建中都。六年后，中都城已“功将完成”，朱元璋却以“劳费”为由，突然“罢中都役作”，改南京为都城，中都城自此被世人遗忘了整整10个甲子，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县城里还藏了个‘老县城’。”这一说法在凤阳已经传了几百年。至于为何会有两个县城，“老县城”究竟什么来头，没有人考证过。1969年初夏，49岁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王剑英从北京下放到凤阳。这位曾在燕京大学主攻明史的历史地理学家对这一说法感到好奇，当他走进“老县城”时，更是大为震惊。

城南门内外须弥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内巨大威严的蟠龙石础、刻有明初数十个府县地名的高等级明砖，这些在北京都不多见的建筑构件，为何会出现在当时远近闻名的穷县里?为何专家学者们对此一无所知?一连串的问题浮现于脑际，王剑英开始寻找一切与凤阳有关的史料。

从那时起，一个操着浓浓吴音的外地人，逢人就打听“老县城”的历史，成了当地一景。只要有空，王剑英就开展田野调查，文献里的东西要在实地找到遗迹，找不到，他就到处搜集瓦片字砖。“父亲的入迷程度让一些老乡很不理解，甚至有人叫他‘疯子’。”女儿王红回忆。

时间长了，当地人对“破砖烂瓦”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多年后，王剑英还时常深情回忆起，老百姓会主动把耕地挖塘时捡到的龙瓦、凤滴、纹饰送给他，还告诉他许多文献里没有记载的零碎信息，比如“承天门东侧水沟里出现过成排的浮雕”，“东、西华门内侧等处地下都有大桥”等。

当地人这么评价王剑英：“这个人能吃苦，没架子，有本事，能讲许多凤阳的历史，是我们八辈子都不知道的!”

1972年，王剑英被抽调筹备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开馆工作。工作之余，他到故宫午门附近溜达，发现它的形制与凤阳“老县城”南门竟然基本相同。1973年初，在复旦大学开会期间，他偶然看到乾隆年间的《凤阳县志》，发现“老县城”很有可能就是明中都的宫城部分。他立即申请结束借调，回到凤阳。

今天的凤阳县博物馆内，展出了王剑英当年测量用的工具。在那个条件匮乏的年代，一辆破自行车、一台借来的照相机、一卷少了3米的大皮尺，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围着宫殿和城墙一遍遍计步测距，或是在车轮上扎红绳计圈数测距。

根据历代都城和宫殿建筑的规划思想、建筑格局、承袭规律，王剑英对明中都的每个部位、每件遗存逐一查勘测绘。王剑英有着极深的绘图功底，他手绘的遗址草图上，标识依然清晰可见，实线是已知的，虚线是断断续续的，点是大致推测的。标注上写着：1973年5月27日车测，28(日)晨复测校正，每双脚蹬28吋(英寸)自行车一圈，(在地图上是)1毫米。

后来考古研究发现，王剑英用“土办法”测出的结果，竟与用现代仪器测出的几乎吻合。

刘建桥是当时凤阳县文化馆唯一分管文物考古的干部，数十年过去，初见王剑英的景象仍然定格在他脑海中。7米高的皇陵碑，王剑英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与碑上的字一一对照。每看一行，便要爬上爬下一次，几个来回下来，背心短裤全汗透。

后来，在刘建桥的奔走努力下，王剑英被抽调至文化馆，专职研究明中都。

从“发现”明中都皇城，到揭示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明中都，王剑英用了整整6年时间。很难想象，在没有电脑检索、没有测绘仪器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赤手空拳完成勘察、摄像、考证、绘图、撰写研究报告的。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历史篇)终于完稿，引发学界的轰动。

这座被遗忘的都城找回了它的记忆：中都是按照京师，也就是首都的规格建造的;外郭城范围达50平方公里，与元大都相当;宫城达84万平方米，比后来的北京故宫还大12万平方米;全城设104坊，各类衙署、坛庙、宅第一应俱全……

王剑英明确指出，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中都的建筑有不少是“学了元大都”，营建中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对后来改建南京，营建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81年3月，王剑英再次对明中都遗址进行了考察，撰写《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1982年3月10日，国务院公布“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凤阳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部分遗址进行勘测和发掘。

此后数十年，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这座湮没在历史云烟中的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擦亮“名片”

“从祖辈起就住在这里，小时候每天就在那边放牛。”明中都遗址挖掘现场，69岁的常正保放下手中清理土方的活，指着西边还未发掘的区域说。2016年搬离“故土”后，他成了考古队里的一名工人。而此刻脚下的这片土地，已成为全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张“名片”。

当时明中都皇故城内还有一个行政村——县城村。“以前常听老人们说，这里是皇帝上朝的地方”，但在常正保的记忆中，这里除了农田杂草，就是瓦房泥路，一切平平无奇，只有城墙之上的断壁残垣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直到1982年，这片“平平无奇”的土地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凤阳明中都文化遗产保护也经历了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的漫长博弈。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明中都一度没有躲过“发展”大潮的冲击。太庙遗址、开国功臣庙遗址等陆续被卖给开发商;长春门遗址、洪武门遗址被铲平建起了公路;观星台遗址所在的独山在数十年开山取石中变得千疮百孔……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5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明中都城的考古发掘，以中轴线为核心，金水河、御桥、承天门、东华门等遗迹逐步得以显露，但矛盾也愈发凸显。“起初很多民房压占在遗址上，考古发掘经常几个月都无法推进。”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王志回忆，当时发掘工作几乎举步维艰。

“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王剑英在《明中都城考》中的描述，现任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至今可以一字不落地背出来，这也是他当时全力推动明中都遗址保护工作的底气和动力。

一方面受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头的“保护”不能进行城市建设，另一方面是居住在里面的1000多户居民需要生产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遗址公园内就是“脏乱差的城中村”。“对于凤阳这样的小城来说，明中都遗址所处的核心地段就是寸土寸金。”徐广友当时顶着极大的质疑和反对声，征迁一度被看作是“不可完成的工作”。

2016年10月起，凤阳县委、县政府破釜沉舟，开始对遗址持续开展艰难的征地拆迁和环境整治，总共投入拆迁、安置补偿经费13.8亿元，征迁中都城禁垣内居民和企业1308户，拆除4家工厂，搬迁10个养殖场，拆除房屋面积14万平方米，调整382.3公顷土地规划为文物保护用地，并由此正式打开了明中都城遗址保护的大格局。

徐广友很少谈起自己当年“要地”的故事。今天的云霁街北侧，经考古证实，曾坐落着开国功臣庙，占地33亩，多年前被外地一家开发商买下，几经商谈，开发商只同意出让一半给政府，徐广友始终心有不甘。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从宿舍往返工地三趟，站在即将拆迁的旧址上，沉思良久。最后，他拨通当地研究明史的专家陈怀仁的电话：“老怀子，我决定了，只要能保下来的遗址，一分地也不给开发商!”

被卖出的遗址土地被一一赎回，规划、征迁、立法，一系列工作有序推进。凤阳县严格按照文物保护规划，对《凤阳县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年)》进行调整，提出“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的城市总体规划理念。对新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体量、高度、外观和使用性质等做了规定;将位于明中都城遗址公园之外的圜丘遗址、方丘遗址、观星台遗址、涂山门遗址一并纳入保护;2021年8月，《凤阳明中都城和明皇陵遗址保护条例》经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

一说起明中都总是滔滔不绝、声情并茂，这是故宫考古研究所所长徐海峰对徐广友的印象。最多的时候，徐广友一年跑国家文物局五次，拜访明史专家，寻求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文物保护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徐海峰说。2017年，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自信，是走不远的，要把宝贵的历史文化刻在大地上。”徐广友始终认为，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绝非矛盾对立的关系。“短期来看，投入大力气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也许是‘亏本’的，但从文化自信角度来看是无价的。长远来看，文化发展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繁荣。”

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安徽首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明中都考古发掘迎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城立“魂”

“考古发掘是一个漫长、繁琐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历史对话的过程。”7年来，王志几乎把家安在了工地。

《中都志》记载，明中都“规制之盛，实冠天下”。事实上，明中都罢建之时，已初具都城规模，城墙、宫殿、坛庙、钟鼓楼等主要官方建筑和街道已经成形，却长久掩蔽于历史迷雾中。幸有几代历史学家与考古学者接续努力，拨云廓雾，寻遗觅踪，使其逐步“显露真容”。只有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

此轮发掘历时7年，发掘面积一万余平方米，首次廓清了明中都前朝区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也因此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遗址发掘现场，王志正和考古队员们顶着烈日在宫殿区西北角作业。不远处，就是此次前朝区主殿出土的巨型石础，蔚为壮观。础面边长有2.5米至2.6米，覆盆直径达1.8米，体量为目前国内所见宫殿建筑石础之最，也由此推断宫殿建筑规模宏大。

前朝区宫殿是中都城里最核心的宫殿建筑，其建筑的规制等级最高。新一轮发掘工作首次明确了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布局为“工”字形，是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前殿与后殿均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形态上更接近宋元时期的宫殿。

明中都与宋、元都城既有继承关系，又有大量创新。王志介绍，考古发现，明中都使用了严格的对称制度，创造了城市的东西轴线，承天门采用“3+2”式的门洞布局是唐代以后首次出现，被专家认为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雏形。

“如果说明中都宫城是1.0版、明南京城是2.0版，那么北京紫禁城就是3.0版。”徐海峰这样风趣地比喻，“明中都孕育了紫禁城的规划理念、宫殿布局以及配置建筑，水系路网格局一致、建筑工艺相近、宫殿整体格局一脉相承，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完备的宫城建筑体系，也是营建北京故宫的直接蓝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王巍认为，明中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在前殿中后部发现的黄土台，反映了明中都对“择中建都”这一理念的延续。王志则表示，明中都相关遗址的发掘，将宋开封、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和明北京城串联了起来，这正是中华文化基因世代相传、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体现。

在今天的凤阳还能找到明清时北京城的影子：一条中轴贯穿南北，洪武门、左右千步廊、大明门、承天门、端门等位置依稀可辨，东西向的云霁街两端，钟楼、鼓楼相对而立。

一些地理历史爱好者也会去凤阳寻找北京城的“前世”。长安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角楼等诸多称谓，让他们有种天然的亲切感。“中轴线的大明门位置有一条东西向的云霁街，与南北轴线十字交叉，串联了中都城的钟楼、鼓楼、祭祀坛庙，俨然是北京长安街的雏形。”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专业大四学生袁心满喜欢研究明史，去年暑假专程来到凤阳，感受这奇妙的连结。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凤阳把“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作为城市建设的核心IP，打造东西、南北两大轴线;恢复展示洪武门、鼓楼、钟楼等地标性建筑;基于原址建成文华公园、武英公园、洪武公园等一批主题公园;以史为据，重新布局城市框架、命名街区，历史文化内涵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特征。

行走于古城里的大街小巷，处处是景，一幅具有中都古韵的画卷徐徐展开，也让凤阳百姓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熏陶。云霁社区的钱家雯，每天晚饭后和老姐妹们到家门口的洪武公园跳广场舞，说起每一处遗址的故事都头头是道，“以前老百姓对凤阳历史知道的少，到哪都给人留下个穷印象。现在谁都能说两句中都城的历史，满满的自豪感。”

安徽各县(市)2021年主要经济数据显示，凤阳县县域经济总量(GDP)达458.5亿元，从2015年的全省排名第33位跃居第12位。

“文化遗产保护见效是长期的，不会立竿见影。在保护明中都城的艰难路途中，凤阳逐步将古城历史文化保护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公园建设、城市雕塑、道路及小区命名等现代城市建设当中，让历史与现实有机衔接，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惠泽民生。”凤阳县委书记朱林说。

古老的城墙青砖依旧注视着这座城的起落变迁。常正保一家住上了崭新的楼房，他也早已成了考古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员工;凤阳县博物馆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约10万人次，馆长唐更生笑称“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遗址发掘现场，王志带领的考古工作队还在持续不断地探索着未知;不远处的西安门内，王剑英先生的雕像微笑着眺望远方。

责任编辑：马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