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以德治村”的文化基因解码

象山县涂茨镇旭拱岙村作为乡村治理创新实践，受到了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广泛认同、肯定、关注和好评，旭拱岙村以德治村经验既丰富，又珍贵，而且具有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村落形成，远在数以万年之前，即便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上山文化的发现，就可以证明古村落已经具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中国村落的治理与演进过程，由古及今，绵延不断，积淀了极其深厚的文化，包括悠远的农耕文化、丰富的宗族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德治村的德治文化，而且，这个“德”本身又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本文从以民为本、诚信至上、社会和谐、艰苦奋斗和潜心向学等五个方面，试图对以德治村文化进行基因解码。

追求善治，以民为本。在古老的农耕文化里，一种朴素的思想就是“民”乃衣食之父母，所以，《尚书.五子之歌》就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把百姓的地位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诗经.商颂.玄鸟》里也说：“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老子》第四章则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则把君主与百姓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说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孔子家语.五仪解》)孟子则秉持“民贵君轻”的思想，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希望统治者要关注民生优乐，认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孟子.梁惠王下》)主张贤明的统治者应该是与民同忧同乐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自己的茅草房被秋风刮破的时候，由己及人，想到的也是老百姓的愁苦，他写诗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明代的于谦也在其著名的《咏煤炭》一诗里说道：“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把民本的思想装入了自己的怀抱。同时，古代崇尚“仁政”，而“仁政”的出发点也正是在于民本，所以，孟子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以贞观之治而著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也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第一》)又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同上书，《政体第二》)可见，行仁政者，与其恪守“民本”善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为人处世，诚信至上。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我们要“弘扬诚信文化”，而倡导诚信精神，就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大学》开篇就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进而提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着，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朱熹认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用今天的话来说，所谓诚信，就是要诚实守信，“诚于中，形于外”，表里如一。《论语》有云：“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第二》)视诚信为做人的基本品格，因而孔子把“信”作为他教学的四大内容之一，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第七》)强调“主忠信”，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说是“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第四》)从而反对“巧言令色”，言行不一。

其实，不只是孔子和儒家，在春秋战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家学术理论不同，但也都是一致地崇尚诚信的。比如道家的老子，在其《道德经》里就说过“信者吾信之”;又说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意思是说要讲真话，而不能徒有华丽的语言。所以，他十分看重“返璞归真”的道理。庄子则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又比如，集法家之大成者韩非，也说：“明主厉廉耻，招仁义”(《韩非子.用人》)又说：“四封之内所以听从者 ，信与德也”。(《韩非子.诡使》)指出人主的用人之法就包括要“必罚明威”、“信赏尽能”(《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强调政从信出，该罚的一定要罚，而确实合乎赏赐要求的则一定要赏赐。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在《离俗览.贵信》一篇中也明确指出：“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亲。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悲穷者，其唯信乎!” 强调人人都要讲信用。即便是兵家，虽然一方面信奉“兵不厌诈”，强调用兵的计谋，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倡导诚信的。《孙子兵法.计篇》便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认为诚信也是为将者的品德之一。《贞观政要》卷五在第十七篇中还专门论述了诚信，比如贞观十年，魏征向唐太宗上疏说：“为国之机，必资于德礼;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魏征还说：“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把德礼诚信论说得明白而又深刻。宋代王安石也曾有感于自己的变法，对战国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时“徙木立信”给予了高度赞赏，写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有令事必成。”一直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也是典型表现诚信思想的。等等等等。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总之，诚信是为人之大本，正如清代王永彬在其《围炉夜话》中所说的：“一信字是立身之本，所以人不可无也”。我们以为，旭拱岙村创新与践行的诚信指数，也正是将诚信的要求在新时代的具体化。

社会和谐，天下大同。宗族文化是古代自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可以说，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悠久文化。《礼记·礼运》借孔子的话提出的理想社会的蓝图是“天下大同”，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鲧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幅蓝图，与其说是原始共产主义，毋宁说是和谐社会的美好畅想。孟子在其《公孙丑下》里就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学》中提出“齐家”，也因为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因此，社会的和谐是从“家和”开始的，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故治国在齐其家。”而实际上，在古代农耕社会里，一个家庭又往往是和一个宗族、一个村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浦江白麟溪畔的郑氏义门这个“江南第一家”，这个家族，宋、元、明三代十五世共居同食，历经300余年而不分家，明代洪武皇帝亲自旌表，封赠“江南第一家”的牌匾，堪称和谐宗族的典范。被称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应聘在这个地方的东明精舍设席授徒，执教了二十多年。而这个郑氏义门，跟古代许多宗族一样，是有着其家法家规即《郑氏规范》的，在这部被称为“族规典范”的《规范》里，其中就有孝、廉与“和待乡里”的内容。(详情可以参见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的论文《元明时期义门郑氏及其规范的社会影响》，见学苑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的《江南文化研究.宋濂研究专辑》)这种由家和、族和进而延及社会和谐的传统，早就已经沉淀为和谐社会的浓厚文化。即使是在古代诗人的笔下，其所歌所咏也都包含有和谐社会的内容。比如，北宋词人柳永的一首赞美杭州的著名曲子词《望海潮》，词中所描画的就是他眼中当时杭州的美丽图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飞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旖，竟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沉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词情画意，尽在其中，不妨可以看作是诗人对于和谐社会的“浅斟低唱”与由衷赞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基的《题富好礼所畜村乐图》的诗歌，就明确地表现了社会和谐与社会动乱的不同场景，其中前半首写的就是乡村和谐的美好画面，诗曰：“我昔住在南山头，连山下带清溪幽。山巅出泉宜种稻，绕屋尽是良田畴。家家种田耻商贩，有足懒踏县与州。西风八月淋潦尽，稻穗栉比无蝗蟊。黄鸡长大白鸭重，瓦瓮琥珀香新篘。芋魁如拳栗壳赤，献罢地主还相酬。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筯漆椀兼瓷甌。酒酣大笑杂语话，跪拜交错礼数稠。或起顿足舞侏儒，或坐拍手歌瓯篓。倾盆倒榼混醢酱，烂漫沾渍方未休。儿童跳跃助喧譟，执遁逐走同俘囚。出门不记舍前路，颠倒扶掖迷去留。朝阳照屋且熟睡，官府也简少所求”。后半首诗在写了动乱给乡村带来的惨状之后，最后两句即是诗人对乡村重回和乐的真诚呼唤：“此生此景须再睹，引领怅望心悠悠”。可见，社会和谐向来是历代名士圣贤不懈追求的理想。

艰苦奋斗、耕读持家。农耕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自然共生的。面对穷山恶水，面对自然灾害，奋斗才会有出路，勤苦才会有收成，所以，艰苦奋斗就成了人民世代不绝的精神力量。大禹治水就是这种精神的典范之作。孟子在其《滕文公章句》里有比较详尽的叙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啼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而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形象地叙说了我们华夏古代先民那种与自然灾害不懈奋斗的精神。同时，奋斗又是同勤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顺天时、勤劳作，所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唐代李绅的《悯农二首》虽然是对当时农民的辛苦劳作而有所感，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客观的表现了农民的勤劳，这就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其二)陆游的《初夏》一诗也是客观记录了当时老农的劳作：“稻未分秧麦已秋，豚蹄不用祝瓯寠。老翁七十犹强健，没膝春泥夜叱牛。”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那个漫长的靠天吃饭的时代里，没有广大农民的辛劳、奋斗，是根本解决不了人的吃饭、穿衣这一基本需求的。因而，这种勤劳奋斗的精神在华夏大地代代相传，也同时形成了突出的农耕文化。

求是求实，潜心向学。耕读传家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向学苦学是我们中华民族学风的重要体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远流长。在我国绵长的古老文化中，教育独具色彩，几千年来，涌现了一大批教育家和学问家。诚然，有教育，就有学习;有教育，就有学风;有学习、学风，就有学习的思想和研究学风的学问。”(见胡浙平《中国古代学风探略》，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因此，学风也是文化。《礼记·学记》就说过：“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在其看来，不学习的人是不可能懂得道理的人。所以，《礼记·曲礼》篇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人之学习就有许多独具色彩的论述，也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学习思想。首先，孔子自己就是一位博学的人，对“六艺”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被后人所称的“六经”都有精深的研究，对古代的历史文化非常娴熟，于是，学高为师;同时，他又有很高的操守，循之以“礼”，以身作则，“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行”，“己所无欲，勿施于人”，因此，身正为范。他要求学生们：“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篇第七》)，认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篇第一》)他希望学生们崇德励志、勤学多思，养成自觉向学、勤奋为学的学风，而且，要求学生们学做一致，立德为人。孔子对我国历朝历代的教育、向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到了宋代，有宋真宗赵恒亲自写诗鼓励天下人求学读书的，这就是著名的《劝学诗》，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虽然也有认为不一定出自宋真宗之手，但是它确实是一首流行很广的鼓励文人士子向学勤学的诗歌。再比如，明代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王阳明，他“五岁则读书敏记”，“一生文治武功俱称于世”。他的一生也是跌宕坎坷，但无论是出仕为官，还是闲适居家，也无论是顺境悠游，还是身处逆境，他都始终坚持读书向学，探索学问，授徒论学，切磋砥砺。他主张立志为学，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阳明全集.立志》)，“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王阳明全集.书朱守谐卷》)。他要求学生为学要勤奋、自得，强调教师要做严师，要求学生要尊师，同时要慎交友、交良友。在学习与实践的关系上，他认为学习必须与实践结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著名思想，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总之，一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也处处闪耀着耕读传家、奋发向学的精神色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扬久远，尽管时隔几千年，但始终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产与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丰富遗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对于我们从民族优秀文化中吸取营养、获取丰富的精神力量，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们强调“以德治村”，也正是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自强、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其中就离不开以德治村这一法宝，离不开民族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与滋养。旭拱岙村经验告诉我们，发挥文化的力量，推进以德治村，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胡浙平  浙江科技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正校级巡视员，浙江省文学学会原副会长，浙江省古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