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变古今——全息秀洲建区40年

嘉兴市秀洲区委区府办公大楼

宋人滕岑有“岁月忽如流，行年向不惑”之说，意指人届40不惑之年应藉时反思人生，去惑存理，开拓心智，把握未来。 本文主旨也在于此。

(一)

人类进入有国家社会以来，在治理体系日趋完善的国度里，行政区划功能边界与管理边界的变迁从未停止过，它调整着经济的分工，优化着资源配置领域，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演译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升华。

从“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的哲学视野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基于微观区划体制的科学安排。在2004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致国务院申请更名秀城区为南湖区的专家论证報告中，我以时任嘉兴市政府特邀咨询委员和南湖区政府顾问的名义表示，具有社会公共历史文化产品属性的城市品牌﹣一一地名，受到了人们空前的青睐，行政区域变更和更名的呼声势如潮涌。我国地名的演变隐含着时代变迁的痕迹，它作为城市的名片，其品牌的含金量与时俱进。以近现代史上名冠华夏的南京城为例，历史上曾经有过江宁、金陵、建邺、白下、建康、应天等6张"名片"，其他城市也或多或少有过此类似经历。这种演变所对应的时代步伐的"痕迹"，引发了人们深省。

生产力发展是推动行政区划制度变革的必然要求。我国历史上国家行政区划的层级和结构经常发生变迁，诸如从分封制转向郡县制，从州县制转向行省制，以及历代郡、州、军、路、府、道等行政单位的兴废，都曾导致大批建制及地名更改。以历史上的嘉兴为例，它是全国最早建置市域政区的地方之一。秦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吴城为治所设会稽郡，下置26县，开启了在今天嘉兴市域范围区划制度变迁的尝试。关于秀城区更名的论证报告中，我强调了该区划变更的社会结构背景：1983年撤地设市时设立的秀城区农村面积占比已高达80%，农业人口也已占45%。因此，区划属性已非“城关镇”的概念。换言之，当年秀城区的功能结构已非原来的“围城”，而已“破城”，而功能的改变是形态更名的前置条件，进而为秀城区易名提供了功能变迁的依据。

嘉兴市秀洲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二)

与南湖区有同胞之渊，秀洲区也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的主城区，拥有地处长三角都市圈黄金枢纽区位的优势。两区原名仅一字之别，与生俱来是异体同母关系。她们同从嘉兴县演化而来的历史，是我国城乡功能成功重组性配置的历史，正是由于这一优化了的区域资源配置结构，导致双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比翼齐飞。

秀洲区40年的建区史，更是一部经济结构从单一农业经济走向多元经济、社会结构从农村单元走向城乡多元，区(县)址空间布局从“飞地”走向”归核“的变迁史。这一过程实现了全区大跨度的功能切换转型，从传统的接受城市工业“疏解地”的功能，转向了城市功能的全方位培育，从而涵盖了产业功能、设施功能、市场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的集聚和升级，其间，攺变的不仅是区划边界，而主要是区划功能，不变的则是人文和历史。

当秀洲区以农业为主导功能的行政区划，升化为城市功能之后，强化了借力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叶的改革开放历史性机遇，全区生产力的释放是其合乎经济逻辑的结果。三十九年后的2022年，秀洲区全区GDP己高达到858.7亿元，其中2022年规上工业的总产值是2000年的59倍。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中，2022年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是起步年2000年的24倍和123倍。与之相适应，外贸出口从2000年90%以纺织服装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发展到2022年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轻工、机电产品占据半壁江山的外贸格局。据此，从目标管理上开启了秀洲与嘉兴市属全国百强县市比肩仲伯的历史纪元。这种势头曾见诸于海关提供的2020年1至8月的出口数据：秀洲全区实现出口总额184.6亿元、增长幅度高达26.3%，位列嘉兴全市各区县第三，高于全市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其势令人刮目。

嘉兴市秀洲区政府部门挂牌仪式

为夯实发展后劲，秀洲区化大力气努力推进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史证明，结构升级是经济转型的产业基础，为此，秀洲区委区府充分发挥市域功能整合提升后的优势，适时于2021年全区推进了新旧功能的转换，完成“低产田”企业整治120家、“散乱污”企业(作坊)整治569家，腾退低效用地2043亩。如此用心、尽力、耗财地“腾笼换鸟”，为的是给全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高端项目的导入，提供发展空间。

(三)

秀洲区的探索是成功的，她为全社会提供的启迪是精贵的。

一是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新。秀洲区推行企业创新举措的管理目标，诸如国家级高新区的建立，国家级现代物流园的落地，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后经济产出水平的提高等，均佐证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共识：允许企业失败，但不允许不创新。

二是企业效率的衡量标准在于规模。秀洲区规上企业GDP的增长速度及其扶植的力度，体现了经济规模决定企业生存能力的规律。通常说来，经济规模决定经济效率。《古典经济学》认为，技术进步最终都会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进而提升竞争力。因此，当行政区划内缺少大型企业时，政府不应只在产业组织上找原因，而应从技术创新上挖潜力。

三是发展模式的均衡性和发展动力的创新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置条件。秀洲区在确立“秀洲制造”品牌，力争规上工业1200亿元产值目标的同时，抓住机会导入高等院校和大型研究机构，设立16家博士后工作站(培育46名、出站6名);并累计引育领军人才160余人，引进大学毕业生77280名。从而在辖区内构筑起产业平台、技术平台和教育平台的互动机制。

四是行政区划的定位必须适应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秀洲40年建区的历程，证明了适时的行政区划变更有利于释放地区生产力，有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获取与区划管理优势相适应的制度性红利。诸如，区委区府从土地管理、资金管理和政策管理的自主空间，支持和扶植起全国一流的、旨在将红色旅游与全民国防教育有机融合的嘉兴米科军旅园。从而率先强化了面向军民关系的双拥工作、深化了面向未来挑战的国防教育和优化了面向革命传统的红色教育。

有道是，江上但知山色好，高崖残雪已无多。回首秀洲区建区40个春秋的创业史，大凡成功者的轨迹无不是：定位择高处立，根基依平处坐，腾飞向宽处行。

作者在母校——秀洲区王店中学旧址

(文：朱荣林)

责任编辑：马玉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