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ZUI杭州·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视角中的杭州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杭州，既承载着东方古城的千年气韵，又裹挟着近代化浪潮的激荡。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学者纷至沓来，以镜头、文字与科技为媒，在杭州的山水街巷间镌刻下独特的文明对话印记。他们或记录消逝的风景，或引入变革的火种，或重构文化的记忆。这些“异乡人”的凝视，让杭州的肌理在时代洪流中愈发清晰，也为今日的我们开启了一扇回望历史的天窗。

传教士与教育启蒙之江大学与近代文明的星火

1886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裘德生将一台蒸汽机带入杭州皮市巷的育英义塾（后迁至钱塘江畔，更名之江大学）。据《裘德生回忆录》记载：盛夏时节，他邀请杭州文人观看蒸汽机点火实验。气缸安全阀喷出蒸汽的瞬间，浓雾弥漫，长衫文士们“夺门而逃”，甚至有人翻窗跃出，场面令人啼笑皆非。裘德生耐心解释原理后，又以蒸汽机驱动车床加工铁棒，终令文人叹服，甚至主动担任书院教职。

这一场景，恰是晚清杭州接受近代科技启蒙的缩影。育英书院不仅引入发电机、显微镜等仪器设备供学生进行实验，更开创自然科学课程，成为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的范本。其校长王令赓将西方教育理念融入杭州本土，设计课程、培养人才，推动杭州从私塾向现代学堂转型。

传教士的贡献不止于教育。英国传教士梅滕更创办广济医院（今浙二医院），法国修女郝格勒创办仁爱医院（Hôpital de la Charité）（今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司徒雷登家族深耕杭州教育……这些机构至今仍影响着杭州的城市肌理。在蒸汽机的轰鸣与书院的钟声交织中，杭州不仅接纳了近代科技的曙光，更在文明的碰撞中孕育出自我革新的力量。

摄影与历史定格费佩德镜头下的西湖记忆

美国传教士费佩德，被誉为“西湖活地图”。20世纪初，他踏遍杭州山水，拍摄千余张照片，为后世留下珍贵的视觉档案。他痴迷于捕捉雷峰塔的沧桑：从柳浪闻莺的树影间遥望塔身，于夕照山巅定格“雷峰夕照”，甚至在三潭印月的小岛上苦候光影。1924年雷峰塔倒塌后，这些照片成为重构其历史原貌的重要依据。

费佩德的镜头亦记录下杭州的市井百态：农民以箩筐捕鱼的智慧、玉皇山顶七星缸的神秘、城隍庙扶乩算命的民俗……他拍摄的六和塔影像清晰呈现了塔身砖石结构的岁月痕迹，而他镜头下的钱塘江畔当时并无大桥公路，唯有蜿蜒土路通向江岸山坡。这些影像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解码杭州地理变迁、社会生活的密码。

他的著作《杭州-浙江游记》风靡西方，书中收录的西湖全景与市井生活图景，让外国读者透过影像感知杭州的诗意与烟火。这部作品不仅成为西方人认识杭州的视觉指南，更在跨文化传播中塑造了杭州作为“东方人文典范”的全球形象。

记录与重构西方文献中的杭州文化抢救

晚清民国的动荡中，杭州本土文献多有散佚，而西方人的记录意外成为填补空白的关键。沈弘教授在哈佛、伦敦等地图书馆寻获的西方档案显示：传教士的旅行笔记、建筑学家的测绘图纸、外交官的市井观察，共同拼凑出杭州的近代图景。

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曾详细测绘昭庆寺，其图纸成为后世修复的重要参考；美国摄影家甘博用镜头真实记录下的西湖史迹，为现在的西湖研究留下了鲜活史料；德国建筑师柏石曼拍摄的清末杭州城墙影像，为研究城市空间演变提供了实证。这些文献不仅保存了建筑形制，更留存了市井烟火——如裘德生笔下“通电官员见酒精自燃，连呼稀奇”的轶事，鲜活再现了科技冲击下的文化碰撞。

尤为重要的是，西方记录催生了本土文化自觉。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参考西方对杭州古建筑的研究资料后，发起了对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修缮行动；本土研究者则依托这些跨文化记录，深入挖掘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重新梳理历史脉络，让杭州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蒸汽机的轰鸣到快门的轻响，从育英书院的讲堂到西湖畔的暗房，晚清至民国的西方访客以多元方式参与杭州的近代叙事。他们的记录，不仅是历史的“备份”，更是文明互鉴的见证——在冲突与接纳、凝视与重构中，杭州既保留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诗意，亦融入了现代性的基因。今日回望，这些跨越时空的“缘起”，恰如钱塘潮水，裹挟着东西方的星光，终汇成一座城的永恒脉搏。

注：本系列为杭州市社科联人文社科普及展播成果，由市社科联联合杭州师范大学智库"中外文化遗产比较研究中心"及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郭景华团队共同推出，系校地协同创新实践。

责任编辑：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