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之间如何实现动态平衡，已成为关系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核心命题。基于对多地实践案例的深入剖析，揭示了一些地区因片面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而导致的“一哄而起”“急功近利”等突出问题，如浙江富阳等地因激进关停传统优势产业，引发经济下行压力加剧、财政困境凸显、社会风险积聚等严峻挑战。传统产业作为国民经济“压舱石”的战略地位（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80%），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方法论，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传统产业升级的实际动能。为此建议：构建“分类评估—科学规划—动态调整”的政策体系，建立传统产业转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财政金融支持工具，强化人才技术要素保障，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道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科学规划；动态调整
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转型的内在统一性
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本质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科学定义深刻揭示，新质生产力并非对传统产业的简单替代或排斥，而是通过技术渗透、要素重组和模式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跃升的转型动力。
传统产业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传统产业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我国传统产业体量庞大，约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80%，在稳定经济增长、保障社会就业、维护产业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与创新融合，能够孕育出新质生产力。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链条改造，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老树发新芽”。例如，纺织业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实现柔性生产，钢铁行业应用人工智能优化能耗管理，机械制造领域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远程运维——这些转型升级实践都证明，传统产业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更是其生长沃土。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技术革新，通过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传统产业瓶颈；要素配置，促进数据、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高效领域流动；制度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避免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发展新兴产业，而忽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片面认识。正如中央政策所指出的：“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只有坚持统筹兼顾、协同推进，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度”。
二、转型失衡的现实风险与深层诱因
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中，部分地区出现了理解偏差和执行异化，导致传统产业转型失衡，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典型案例包括浙江富阳曾因大规模关停造纸企业（闻名全国的白板纸产业基地已经不复存在），导致地方GDP短期内断崖式下跌，产业链断裂引发上下游企业连锁倒闭；温岭市激进淘汰机电制造企业，不仅造成税收锐减、失业率攀升，更因替代产业未能及时培育而形成“产业空心化”风险。这些教训警示我们，脱离实际、急功近利的转型路径，不仅违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初衷，更可能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经济失速与财政危机。传统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其突然退出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失速。部分地区在缺乏替代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盲目关停传统企业，造成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公共服务投入能力削弱，甚至陷入“财政困境—压缩支出—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数据显示，某些产业转型激进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率短期内飙升30%以上，偿债压力剧增。
就业压力与社会稳定风险。传统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领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激进关停政策直接导致就业岗位流失，而新兴产业培育周期长、就业容量有限，难以在短期内吸纳传统产业释放的劳动力。这种“就业断层”现象在制造业占比高的地区尤为突出，部分县市失业登记人数年增长率超过40%，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产业链断裂与区域经济失衡。传统产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产业集群。一刀切式淘汰政策破坏了区域产业生态，导致供应链关键环节缺失，波及上下游企业正常经营。同时，区域间产业政策执行差异加剧了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转型条件相对成熟，而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弱，若简单套用同一转型标准，将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
究其根源，转型失衡的深层诱因在于三个方面的政策执行偏差。
认知误区。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传统产业视为落后产能，认为“以新汰旧”是必然规律。这种片面理解忽视了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可能性，违背了“先立后破”的经济工作方法论。
政绩驱动。在政策执行中，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政绩，将“培育新质生产力”异化为运动式发展新兴产业，盲目上马高风险、高投入的新项目，导致资源错配和重复建设。这种“一哄而上”的发展模式造成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出现产能过剩预警。
评估机制缺陷。现行政策考核体系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渐进性、复杂性考量不足，缺乏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的精准评估指标。部分基层政府为避免问责而采取“关停免责”的懒政思维，以简单关停代替转型升级。
这些问题的本质是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发展观错位，不仅造成经济加剧下行，更背离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初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正是纠正此类偏差的方法论指南。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针对当前产业转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必须回归实事求是原则，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探索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这一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摒弃“一刀切”的转型模式，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实践体系。
（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方向
高端化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通过实施卓越质量工程和技术改造升级计划，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重点开展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等薄弱领域的技术攻关，强化产业基础支撑体系。例如，装备制造业通过突破高端数控机床核心技术，实现从“制造”到“智造”的跨越；轻工行业通过材料创新和工艺升级，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品牌。
智能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与制造全过程深度融合。支持建设“产业大脑”，通过数据汇聚和智能分析，优化生产流程和决策机制。长三角地区已形成示范效应：浙江率先推进“未来工厂”建设，苏州打造智能制造全生态链，上海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这些实践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部分企业产能提升达40%）和资源利用效率。
绿色化提升。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用能结构、原料结构和工艺流程。通过完善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发挥绿色金融牵引作用，构建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资源型地区转型尤为典型：山西推动煤炭产业与新能源耦合发展，内蒙古发展绿色氢能与冶金化工融合项目，云南打造绿色铝精深加工基地，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二）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必须采取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的发展策略：
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创新能力强、要素集聚的优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同时，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例如，深圳聚焦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融合，杭州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苏州发展生物医药与高端材料。
中西部地区。：立足能源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采取“转型+育新”双轮驱动策略。一方面，推动能源、原材料等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另一方面，培育与本地优势结合的新增长点。例如，四川发展清洁能源装备制造，安徽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河南推动农业与食品加工业智能化升级。
边疆民族地区。发挥清洁能源、生态文化等独特优势，避免简单复制东部模式。重点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生态旅游、特色农牧产品加工等绿色低碳产业，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绿色发展体系。西藏壮大清洁能源产业，云南发展生态康养旅游，内蒙古推动风光氢储一体化项目，都是立足本地资源优势的实践探索。
（三）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生态
产业链整合。实施“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的系统工程，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在技术、市场、人才等环节的深度融合。例如，汽车产业通过电动化转型，带动传统零部件企业升级为新能源供应商；纺织行业通过材料创新，切入生物医用材料等新兴领域。
创新链赋能。建设区域性技术创新平台，促进科研成果向传统产业转化。完善科技成果信息共享机制，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建研发中心，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难题。例如，山东创建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广东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辽宁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都有效促进了技术扩散和应用。
人才链支撑。建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人才交叉培养机制，既避免传统产业人才流失，又解决新兴领域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实施“新工匠计划”，培养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人才。例如，浙江推行“数字工程师”培训计划，东北开展先进制造技能人才振兴项目，为产业转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这一实践路径的核心在于尊重规律、循序渐进，通过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与新兴产业“种子成森林”的协同发展，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换，避免因激进转型导致的经济失速和社会风险。
四、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制度保障建议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防范化解转型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为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基于当前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亟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制度设计：
（一）构建风险防控体系
新质生产力发展伴随新型安全风险，需建立全链条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
技术安全风险防控。针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提升基础产品竞争力。建立技术预警机制，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潜在风险进行动态评估，防范技术滥用和数据安全风险。
产业链安全机制。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对能源、粮食、关键矿产等领域实施战略资源储备和供给多元化策略。建立产业链韧性监测体系，设置产业安全警戒线，对传统产业退出规模和速度进行科学调控。
社会风险缓冲。设立传统产业转型就业保障基金，完善失业人员再培训与再就业机制。建立区域产业转型社会影响评估制度，对就业、收入、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干预。
(二)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科学规划机制。建立“一地一策”产业转型方案制定规范，要求地方政府在充分评估本地产业基础、就业承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基础上，制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化规划编制的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防止政策制定脱离实际。建立产业转型方案备案审查制度，确保地方规划与国家战略协调统一。
动态评估体系。构建传统产业转型“健康度”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就业贡献率、财税稳定性、产业链完整性等核心指标，对激进转型地区进行预警。建立政策执行效果后评估机制，对转型过程中的经济波动、就业变化、企业生存状况进行跟踪分析，及时调整政策措施。
财税金融支持。设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项基金，提供技术改造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传统优势企业，实施阶段性税费缓缴政策。创新金融支持工具，发展转型金融产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对转型困难地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避免因产业调整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滑坡。
人才技术保障。建立“数字工匠”培养体系，在职业院校设置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专业方向。建设区域性技术转移中心，促进科研成果向传统产业转化。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解决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实施传统产业企业家数字化转型培训计划，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三）创新区域协调机制
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区域间产业转移协同对接机制，支持东部地区传统制造环节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形成“研发在东部、制造在腹地”的产业链分工格局。创建跨区域产业园区共建模式，通过管理输出、品牌共享、利益分成等方式，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
要素流动机制。贯彻“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流动壁垒，建立跨区域人才交流与共享平台。建设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跨区域转化。探索数据要素跨区域流通规则，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跨区域服务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利益平衡制度。建立产业转出区与承接区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通过财税分成、GDP核算分成等方式，调动区域产业协作积极性。健全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对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区给予合理补偿，支持其发展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
这些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平衡效率与安全、协调创新与稳定，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通过构建科学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实现传统产业平稳转型与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产业根基。
综上，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不可偏废。本报告通过分析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论证了任何脱离实际、急功近利“一哄而起”，都会导致经济下行、财政困境、民生受损等严重后果，浙江富阳等地的案例警示我们必须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转型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所在，恰恰体现在传统产业与新兴动能的协同并进上，体现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的深度融合中。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方法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的重要指示，科学把握“先立后破”的工作原则，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实践中，需着力构建“分类评估—科学规划—动态调整”的政策闭环。建立传统产业转型健康度评价体系，完善“一地一策”产业转型方案，健全财税金融支持工具，强化人才技术要素保障，构建风险识别与防控机制，创新区域产业协作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要求，在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有机统一。这要求我们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又要立足国情，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通过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通过传统产业“老树新枝”与新兴产业“生机盎然”的交相辉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转型升级道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产业经济基础。（作者：浙江外国语学院原“重要窗口”研究所所长 张跃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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