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保区集体踏上新征程

短板面前，保守者不闻不问，以不变应万变，改革者却尽力补齐，抓住机遇窗口期;保守者翻着文件说全是难题，改革者则敢于革故鼎新，在直面企业痛点中有破有立。

嘉定一个0.95平方公里园区的原地“重生”，最终送走了一个时代产物。

前天，随着嘉定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由上海海关牵头的联合验收组验收，上海原有的松江、青浦、闵行、漕河泾、金桥、嘉定6个出口加工区全部整合优化为更高级别的综合保税区。这意味着，上海从此再无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作为政策飞地，于2000年首次在上海出现，曾谱写以“三来一补”“两头在外”为特征的上海加工贸易辉煌篇章。而今集体淡出，前后正好20年。

这20年，正是上海开放型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迈向新阶段和更高层次的一段历史写照。

往事

成为吸引三资企业强磁场

松江出口加工区这位先行者以一己之力，扛起全国出口加工区出口总额近半壁江山

2000年，短短一则关于我国试办出口加工区的消息，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种种想象。15个试点出口加工区中，上海松江区赫然在列。

何为出口加工区?它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由海关监管的特定区域，区内专门制造、加工、装配用于出口的商品，出入货物不必缴纳关税及地方税，但成品几乎全部用于出口。由于被免于关税，使得成品出口时拥有足够的成本竞争力。

2000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首批15个试点出口加工区之一、上海首个出口加工区——松江出口加工区开始火热建区，当年11月8日即封关运作，并迅速成为吸引三资企业的强磁场。

世界500强企业广达集团，便是在20年前与松江结缘。当年春天，身为笔记本电脑代工巨头，广达已在南方某城市完成了考察和谈判，但依旧“骑驴找马”，将一通电话打到松江这片试验田，把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细细研究，掂量着从中能否寻到更多利润来源。

当年的招商专员后来回忆说，那时一连数月，他们轮流盯守在传真机旁，一有来自广达的诉求，便坐下来集体商讨，确保能在第一时间给出解决方案。

如此满满诚意外加诱人新政，令其他企业同样心动。在开启招商仅8个月后，松江出口加工区即宣告“客满”，全部26个项目首期投资达5亿美元，多为电子信息行业。其中广达押注松江的手笔以亿美元计，且在随后数年“一龙生多子”，注册达丰、达功、达人、达福、达业、达利、达伟等公司，各司生产仓储之职。

广达是代工巨头，即为他人作嫁衣，帮助苹果、戴尔、惠普等知名品牌笔记本电脑完成98%以上的工序，剩余2%则留给各品牌加装其核心部件。在松江投产第二年，广达旗下达丰公司的出口额便已达9.8亿美元，跃居上海市外商投资出口创汇第一名。截至2005年3月，松江出口加工区内笔记本电脑产值相比投产之初已翻了近100倍。

不久，来自上海海关的数据印证了广达产线全迁上海的传闻——数字显示，广达在松江月均产量已达150万台，按照广达在全球笔记本代工产业市场占有率为30%测算，松江的产量已是广达笔记本的全部产量。这意味着，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1台是上海松江制造。

广达旗下达功公司的关务负责人徐蓉2001年进公司，她见证了广达在松江建“上海制造城”，“鼎盛时期每天有8万名员工浩浩荡荡去上班，整个广达在松江的年产值高达2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多年数据显示，松江出口加工区这位先行者，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全国出口加工区出口总额近半壁江山。

思迁

产业西迁折射市场格局变化

经营瓶颈源于土地、成本、制度约束，一些公司愈发觉得出口加工区这个“庙”太小了

到2004年，上海出口加工区“人丁兴旺”，青浦出口加工区、松江出口加工区B区、漕河泾出口加工区、闵行出口加工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等或获批，或已封关运作。举目全国，上海俨然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区数量最多的城市。

各加工区都铆足了劲，展开引资竞赛。青浦出口加工区引来飞利浦等数家跨国公司;漕河泾出口加工区及时引入身处漕河泾开发区、因业务量迅速增长而“无用武之地”的英业达，同样是代工巨头的英业达斥资8000万美元新建了工厂从事服务器生产;而位于浦东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在2002年已成沪上外资创利大户集聚地，区内的上海惠普公司以人均661万元人民币，位列上海外企人均创利第一。考虑到逾千名在金桥园区常年工作与生活的外籍人士，涉及英美德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金桥还建起5平方公里国际社区专供外籍人士租住，成为全国经济开发区中首个建成的国际社区。

作为发展中国家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融入全球化的钥匙，出口加工区曾一马当先，风头无两。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产业西迁”成为上海出口加工区心头阴影。

约在2010年，受制于土地、用工成本攀升，广达到重庆又建“制造城”。截至今年3月，广达在重庆员工数已达3.3万人。

而于2004年首批入驻漕河泾出口加工区的英业达，也在2015年作出相似决定，将旗下部分低附加值生产线转向西部。对于巨头“见异思迁”，上海欣海报关闵行分公司总经理林咏梅有着切身感受。她告诉记者，闵行分公司的成立，旨在为漕河泾出口加工区提供“贴身服务”，而英业达的年报关量曾占闵行分公司50%以上，“由于巨头西迁，闵行分公司一度考虑关张”。

除了“思迁”，还有企业对市场格局变化的敏锐感知。

出口加工区原主打加工贸易，企业出口比重多在90%以上，但中国国内庞大的需求市场渐令企业垂涎，销售重心也开始向国内倾斜。比如在闵行出口加工区内，专注于维修测试和技术开发的卓耘公司愈发感到身处区内的瓶颈。当时，卓耘只接手了DELL(戴尔)等境外维修订单，凭借其硬核技术，还想承接境内生意。但按当时出口加工区监管规则，企业要开展境内维修，须在出口加工区外再设生产线。这在公司副总经理赵孝伟看来实在划不来——“公司在区内的生产线还未马力全开，若在区外再开生产线，公司还怎么赚钱?”经营瓶颈源于制度约束，这让卓耘公司愈发觉得，出口加工区这个“庙”太小了。

升级

名称“迭代”释放积极信号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各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4.2%，在推动复工复产、稳外贸外资方面作用明显

2014年左右，跨境电商正起蓬头，它们对落户出口加工区跃跃欲试，但受制于出口加工区“葫芦型”单一功能，跨境电商偏偏进区无门。

新形势、新模式、新需求越是层出不穷，短板的暴露便越为明显。然而短板面前，保守者不闻不问，以不变应万变，改革者却尽力补齐，抓住机遇窗口期;保守者翻着文件说全是难题，改革者则敢于革故鼎新，在直面企业痛点中有破有立。

2015年起，在海关总署指导与支持下，上海开始加快推进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的工作。综保区是仅次于自由贸易区的我国开放层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综保区，便可从原先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为主，拓展至国际转口贸易、国际采购分销、保税研发、检测和售后服务维修等业务。以保税研发为例，对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和检验检测企业而言，在综保区内进行的研发、检测设备及耗材，均免关税和17%增值税，相比在区外做研发，可节约总投资的三分之一。

2018年开始，漕河泾、闵行、松江、青浦、金桥、嘉定出口加工区先后正式升格为综合保税区。事实上，在升格前，各出口加工区已在尽力争取更多先行先试机会。早在2019年10月28日揭牌前，松江综保区就已向海关积极申请“内销选择性征税”在区内先行试点。此条试点核心在于，给予出口企业足够的灵活性，可自主选择是按进口料件还是成品来缴纳关税。松江海关仔细排摸企业数据，发现达功的车载面板产品，其进口料件综合税率仅0.97%，而成品关税税率达8%，若企业从低申报，其中7.03%的税差，就妥妥成了企业利润。还有于2019年3月20日挂牌的漕河泾综保区，也迅速用足政策红利，服务于第二届进博会的网红展品“象鼻子”挖掘机，让它在综保区内暂住后投奔中国买家，不用再像过去作为进境展品去东南亚空跑一趟。

从出口加工区到综合保税区，名称变化背后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和改革勇气令人感慨。身处潮头的上海，又一次自我迭代，综保区作为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先行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集聚区，集体踏上了新征程——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各综保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4.2%，相比上海关区整体进出口增速高出3.2个百分点，在推动上海复工复产、稳外贸外资方面作用明显。(记者 李晔)

责任编辑：文佳